“乐园的边界”：一周城市生活

公司动态 | 2024-03-26 1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之一，是在乡村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乡村美育工作，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乡村文化治理。每年夏天，艺术共创平台“穿越麦地”邀请有才能、有人文关怀的青年艺术家驻留中国乡村学校，并将艺术家（artists）转化为教育型艺术（teaching artists），通过艺术共创孕育山区儿童对知识与生活的热情。

近日，由袁锦欣执导的纪录片《乐园的边界》入围新周刊热声非虚构短片奖，该片记录了“穿越麦地”2022年的乡村美育实践。与传统公益短片相比，《乐园的边界》关注的是提供两种经验世界交汇过程的观察视角——从山区留守儿童成长的隐痛到边缘乡村生存与发展的多重限制，个体、家庭、村庄、区域逐渐由点连成线，年轻的民间美育团体在实践中思索行动的边界与前行的方向。本周回顾，我们从这部纪录片出发，邀请实践参与者分享背后的思考。

（本期主持：陈鑫培）

近期回顾

教育不是西西弗斯的大石——一场“自下而上”的乡村美育实验

2022年夏天，纪录片导演袁锦欣在临行前问我：“你希望这是一个‘穿越麦地’的宣传片，还是我本人的观察与反思作品？”我回答，一定是后者。《乐园的边界》如实记录了一个民间团体在山区工作时所遇到的困境。

《乐园的边界》面向受助儿童的展映，美育老师手绘了邀请函，邀请同学与家长同行

2023年8月，《乐园的边界》迎来了它的第10场展映——而面临的观众，是片中被拍摄的主角。寨子分散在方圆10公里内的区域，学生家长骑摩托送孩子到村民小组的室外篮球场观影。由于投影设备故障，最终，几十个孩子围坐着一台13英寸的电脑，专注地观看完了整部影片。许多孩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放映。

如同在其它城市文化空间举办的展映一样，我们同样与孩子和家长进行了一场映后谈。他们并没有提出类似城市观众的带有社科批判性思维的问题，作为被拍摄者，他们的回答很纯粹：“喜欢看到去年的自己吗？”“喜欢！”“想让我们每年都回来拍纪录片吗？”“想！” 对于美育实践者而言，这短短的两个回答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社科学者开始意识到在田野或行动中，“彼此看见”沦为“单向凝视”的风险。公益亦然，面对受助对象，行动的姿态需要反复思考斟酌；但行动者不应因为惧怕从自身发起的凝视，便轻易地放弃行动。

云南室外展映与上海神兽之间展映

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并不会打破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云南省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高达670万人；对于云南在旅游景观之外的多民族聚集地区的生活状态，我们亦知之甚少。尽管短视频内容过剩，人们仍困在各自偏好的信息茧房中。2021年，我因疫情而无法赴校上学，在机缘巧合下来到了云南与缅甸边境的某山区小学成为学期数学老师，亲眼目睹山区学校的实际困境——教师资源严重结构性缺编、行政管理上泛滥的痕迹主义、校医缺席、科目安排失衡、初中辍学率高、校园暴力等问题从不只是教育范畴的问题，同样的教育资源与政策落到每个具体的家庭，生成的效果都差异极大。

在公众的眼中，“美育”可能通常对应的是艺术教育，容易被理解为艺术家向山区儿童输出自身的艺术理念的单向活动。实际上，真正的美育是以温和的方式直面迫切的社会与教育问题。在真正开展美育课程之前，团队会在前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从受助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与心理健康、社会行为、外部环境（侧重于学校、家庭的教育方式与社会的教育政策）——这四个维度的发展轨迹，设计美育课程结构与教学方式。

在一次采访中，我们来到六年级女生小彭家里，墙上贴满了她和弟弟在小学期间获得的学习奖状。而小彭的外在表达并不符合我们对城市小学中三好学生的设想。她称，在学校的时候，她和她班上的同学“都处于‘黑化’状态，因为老师很凶。”根据小彭的叙述，在学校，作业很多，老师还会打人。“黑化”是小彭和同学发明的词，指毫无原因地做出疯癫的表演举动。只有走出了校园，小彭和同学才会停止“黑化”。这是小彭与同学在无意间习得的黑色幽默表达。

而教育问题不只存在于校内。对于这代10后的孩子们而言，手机上的短视频软件扮演着与qq、微信类似的社交功能。然而，软件上同时承载着传播大量成人、暴力内容的功能，孩子本人并无甄别信息的能力，且现实中家长和老师普遍没有干预意识。在“穿越麦地”人类学调研组的每日总结会上，相当一部分受访儿童都表示自己曾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了隐忍。因此，在讨论后，我们决定开设一门练习“说‘不’”的戏剧工作坊，通过戏剧老师与孩子共同设想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场景，并鼓励他们对让自己感到不适的行为勇敢地说不。

一节诗歌与绘画合并的课，带孩子以两种不同的媒介绘制出一幅自画像

但教育实践永远是一个颇具现实感的事情，尤其是在文化风俗各异的山村地区。作为外来的乡村美育践行者，与本地成员（学生、家长与村委会）协商出共同的美育教育理念，是保证实践的可行性与效率性的重要步骤。大多时候，当地社区非常欢迎支教者的到来，但也并不排除有少数家长或村委会的相关人员并不完全理解或支持支教者的行动。譬如，在前两年的实践中，曾有家长手撕学生带回家的美术作品，批评道“在学校不学语文数学，在那里乱涂乱画”。我们意识到，或许所做的美育不应仅限于和儿童达成协作，因为这反而可能会加深儿童与家庭成员或周遭环境的心理隔阂。

因此我们通过开展社区艺术项目（community-based art）来让其他社区成员也看到乡村美育的成果，并受邀成为其中一员。譬如，2022年“小丑巡游”的设计者爱丽丝儿带领着小丑班的孩子们一起戴上了红鼻子，走到了菜市场、怒江边、山间，与村民们做游戏。当村民看到这些往日熟悉的孩子们以一种小丑的样貌出现在他们眼前，说着他们爱说的话、做他们觉得好玩的事儿，小丑鼻子仿佛一个魔法棒，让大家仿佛再一次认识了全新的彼此。

表演者爱丽丝儿带领小丑们在村里巡游

在2023年最终课程展示的当天，乡里的篮球队突然要用表演场地。因担心占用当地人的公共空间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彼此督促道：“快点收尾结束吧”。但表演进行到后半部分，乡里领导却意外地说，“没事，你们办吧，我们等着你们结束”。篮球队的成员也开始在一旁认真地观看表演。前期实践经历过多少阻挠，这一刻就多么让人感到欣慰。

我们时常面临的另一个质疑是，一个夏天，真的有用吗？这其实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践行美育的项目组织者的自我批判，我们如何规避沦为体验至上的快闪夏令营？诚然，在中国，各类的支教活动并不少见：本科学生需要参与支教获取学分、留学中介用作背景提升、城市孩子与乡村孩子共学。此类活动固然踏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无论如何，给彼此一个认识的机会，就是好的。但在此之上，我们选择暑假成行，并非因为便捷，而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学期内的教学虽然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却几乎没有给支教者任何行动上的自由度。支教者的价值观往往与当地教育局下达的量化指标并不契合。此外，我们不愿以流星的姿态降临某一个学校而后立马离开，相反，我们希望能与当地人建立长期的信任与合作，在逐年的实践中，才能够陪伴孩子真正的成长。

《我是》由2022年“穿越麦地”学生创作、由绘画老师建琦与诗歌老师张雅婷合作编排设计。孩子坐在石头上，阅读彼此的诗歌。

在孩子们的暑假，我们希望让受助儿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并且在远方有更加广大的观众，以帮助他们在主流评价体系之外获得自我认同感。《我是》诗集即将出版，汇集了2022年学生的诗歌作品，在其中，他们有的直言不讳自己脑中的怪异遐想，有的则默默地写下了平时难以启齿的家庭隐痛。在2022年的乌镇戏剧节表演，小丑演员，同时也是穿越麦地的美育老师，将孩子们的诗歌作品带到了乌镇的戏剧现场，与乌镇的路人互动。每一位孩子的艺术作品，都将被录入穿越麦地正在开发的乡村美育数字库的网页上。

在结束乡村美育回城的路上，同行拼车的当地人知道团队在做的事情过后，分享了他的故事——小时候，他和外面来旅游的重庆军医大团队交流，就在心里埋下了“读大学”的种子。时过境迁，他回溯来时的路发现原来这颗种子早就发芽长大了……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在贵州一所国际高中任教。

教育从不仅限于知识传播，也关乎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朝着一个理想生活的努力。理想是既A且B的，但实践却不能完全地付诸理想的形态。许多时候，甚至要悬置理想，反复自我约束、审视，才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行动。在城乡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今天，民间乡村美育组织选择每年回到山区，就是身体力行地替社会实行着资源再分配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想要弥合裂缝，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微小的变化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推动。但至少，教育永远不是西西弗的大石，如果它不慎跌落，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推的不够小心。每多一个孩子拿起水彩笔决心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们手中的大石向上动了一毫米。